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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官方直营赌场」黄修志:双冀创立高丽科举与朝鲜“小中华”思想的根基

阅读量: 635 时间:2020-01-11 13:14:05

  

「银河官方直营赌场」黄修志:双冀创立高丽科举与朝鲜“小中华”思想的根基

银河官方直营赌场,秦汉以降,当中原史家追忆东邻朝鲜的起源时,言必称箕子。在“二十四史”的书写中,从“前四史”到《明史》,皆视这位殷商之臣为朝鲜的人文始祖,尤其强调箕子“八条之教”对启蒙和塑造朝鲜的关键意义。大多数古代朝鲜史家也认可箕子乃“教化之君”,他可谓传播中国文化到朝鲜半岛的先行者。但鲜为人知的是,两千年后,即从商周之际到唐宋之际,又有一位中国人东赴朝鲜半岛,将科举制引入高丽,深刻地影响了此后一千年朝鲜半岛的政治进程和文化建设。他就是五代后周之臣双冀,一位神秘的中原来客。

为何神秘?因为与箕子不同,双冀之名,罕录于中国史料,只有《高丽史》对其行迹有寥寥几行的记载,而且后世对其臧否评骘,充满争议。双冀在高丽前期的政治改革和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其深远影响也延续至朝鲜时代。但双冀有着怎样的身世之谜?他为何来到高丽创立科举制?为何后世对其传记如此寡言少语、爱恨交织?更重要的是,双冀在高丽创立的科举制与朝鲜王朝的权力起源、“小中华”思想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这一系列问题,国内外学界要么语焉不详,要么无人问津。时至今日,由于人们对所谓的“混乱黑暗”的五代十国时期缺乏深入认识,学界对五代十国时期的中韩关系史研究异常薄弱,无疑遮蔽了我们对高丽政治逻辑和宋前中韩关系脉络的认识。因为北宋的政治局面正是从五代“走出”来的,五代的政治改革也为高丽的政治改革提供了样板,且高丽与宋朝的外交关系直接延续了高丽与五代各政权的关系。此外,国内外学界对朝鲜“小中华”思想的研究,在研究时段上偏重于明清,尤其是明清易代后的朝鲜后期,在研究内容上偏重于文化交流、思想心态等,鲜见有人追问“小中华”思想的历史脉络和制度根基何在。换言之,朝鲜“小中华”思想的根基从何时、由何人、因何事而奠定?这一问题仍是学界的一大空白。

关于双冀,若夷考前后零星史料,放眼五代宋初的东亚,我们可以发现文本之外的历史。双冀的人生轨迹和高丽仕途,从移民史、科举史、制度史的视角,提供了一个审视五代时期中韩关系和东亚王权的政治性解读,也提供了一个从长时段理解朝鲜半岛“小中华”思想根基和朝鲜王朝权力起源的研究契机。

一、双冀身世之谜与唐五代的政治文化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安史之乱”不仅扰乱了盛唐“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东亚世界,也开启了从中唐到宋初的“一整个藩镇时代”。因中原政治的强大影响和东亚世界的紧密联结,藩镇和豪族问题也波及东亚大陆,既为东亚各政权释放能量提供了契机,也使中原人才走向藩镇和周边。唐亡后,五代十国混战,“今中国纷纷,孰为天子”?国际秩序大变,契丹乘机崛起,渤海国灭亡,新罗分裂为后三国,高丽统一朝鲜半岛。政权的兴勃亡忽导致东亚人才环流,双冀即是其中的一位。关于双冀的生平,《高丽史》专立一小传:

双冀,后周人,仕周为武胜军节度巡官、将仕郎、试大理评事。光宗七年,从封册使薛文遇来,以病留。及愈,引对称旨,光宗爱其才,表请为僚属。遂擢用,骤迁元甫、翰林学士。未逾岁,授以文柄,时议以为过重。九年,始建议设科,遂知贡举,以诗、赋、颂、策取进士甲科崔暹等二人、明经三人、卜业二人。自后屡典贡举,奖劝后学,文风始兴。十年,父侍御哲,时为清州守,闻冀有宠,随回使王兢来,拜佐丞。此后史逸。

此传记虽简略,却跌宕起伏,颇有传奇性,尤其是末尾的“此后史逸”,更增添了来无影去无踪般的扑朔迷离感。后人说起双冀生平时基本依赖此段文字,再无更多推究。但是,关于双冀身世的关键信息却迷雾重重。

传记提到,双冀在后周任职“武胜军节度巡官、将仕郎、试大理评事”,这三个官名看似只是平平淡淡的履历介绍,却隐藏着关于双冀前半生的重要线索。“巡官”是唐五代地方节度使的幕僚,位居判官、掌书记、推官之后,是幕府僚属正职中最低一级的文官。从中唐到五代,士人及第后一般先任巡官,且任此官的基本门槛是进士及第。“将仕郎”是文散官,唐代自开府至将仕郎,文散官共有29阶,“将仕郎”是最低一阶,从九品下。“试大理评事”是唐宋对幕职官与科举初及第者的一种加官,是“试秩”或“试衔”的一种。因唐代幕职官没有品秩,需带一个京官衔或“宪衔”,用以秩品阶、寄俸禄,一般在京官名称前加上“检校”“兼”“试”等字。唐中叶以后,“在方镇使府当判官、掌书记、推官和巡官的士人,全都带有这种试衔”,一般由幕主为他们向朝廷表奏授予。巡官、推官一般所带京官衔是“试校书郎”“试大理评事”等,以示和京城真正的校书郎、大理评事等京官有所区别。所以,“试大理评事”貌似与大理寺相关,但仅为虚阶,并不实任其事。以往学者根据此职判定双冀在中央大理寺有工作经验,实为望文生义的误解。

唐代科举与明清科举不同,士人通过礼部科举考试后,只是取得了为官资格,仍需经过吏部“身言书判”的为官能力考试后方可“铨注”入仕。不少士人考中进士后,多先到藩镇幕府中担任僚属,历练后再到中央担任官职。尤其是自唐德宗以后,朝廷已成为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科举及第士子能在中央谋求一官半职异常艰难,只好以游走幕府、效力藩镇为出路。这是唐五代士人宦海生涯的普遍特点。

五代干戈扰攘,文书往来频密,各地节度使延揽文士作为幕府掌书记、判官、推官、巡官等,五代宋初相臣如桑维翰、冯道、王朴、王溥、赵普等早年皆担任过节度使幕僚,负责文书工作。如冯道早年凭借文学才华担任将仕郎、节度巡官、掌书记、试大理评事,后来担任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所以,唐五代时期不少进士文人因文翰之能,担任地方节度使的巡官、将仕郎以及试大理评事。巡官虽是幕职中最低的正职,但负责的事务却很多,常奉使出外公干。结合双冀在高丽推行以进士科为中心的科举改革,我们可以断定:双冀是以五代进士的身份担任地方节度使的幕僚,虽官职低微,却有着突出的文学才华和政务能力。

双冀供职的武胜军,驻镇山南东道邓州。后梁时为宣化军,又管辖泌、随、复、郢四州,后唐时改为威胜军,后周广顺二年(952年)因避郭威之讳,改为武胜军。武胜军节度使常与邓州刺史合为一体,五代宋初名臣如冯道、折从阮、宋偓(宋延渥)、高怀德、赵普、冯拯、钱俶、钱惟演、寇准、韩琦等皆担任过武胜军节度使。邓州位于王朝腹地,无险关要隘,从上述武胜军节度使任职缘由看,多是朝廷笼络、奖励、安抚、惩戒名臣之用,可知武胜军所在的邓州并非战略要地,而是一个相对安稳的地区,多为中央宰辅晚年优游卒岁的地方治所。后汉的邓州节度使一直是刘重进,但后周的邓州节度使屡有更换:广顺元年(951年),张彦成代替折从阮;广顺二年为张彦成;广顺三年至显德元年(953—954年)为侯章。显德二年(955年),田景咸代替侯章;显德三年,侯章复任邓州节度使;显德四年,刘重进代替侯章;显德五年,宋延渥代替刘重进。而双冀正是在显德三年(956年,高丽光宗七年)离开邓州前往高丽的。离开前,侯章、田景咸是他的幕主。但此二人皆是武人,且贪财卑鄙。侯章“居镇无善政,傲上剥下,以贪猥闻”,田景咸则“性鄙吝,务聚敛”。

面对如此幕主,双冀肯定对其恶政深恶痛绝,也为自身处境苦闷忧心。武胜军本非要地,双冀难施才华抱负,而幕职终非长远之计,更何况他所服侍的还是此等贪鄙武人,且幕主不断更换,更无可能让幕主有足够的耐心重用双冀了。当然,双冀所在武胜军也会提供另一种可能:因武胜军节度使多为高层官员,双冀身在幕府,对高层政治较为熟悉,也较容易接近高层官员而走上层路线被举荐到朝廷。但在五代乱世,双冀身为幕僚,有着强烈的不安全感,随时会有性命之忧,因“藩镇皆武夫,恃权任气,又往往凌蔑文人,或至非理戕害……士之生于是时者,絷手绊足,动触罗网,不知何以全生也”。

双冀在高丽停留三年后,光宗十年(959年),“父侍御哲,时为清州守”。据北宋元丰定制,清州是隶属河北东路的县级州,“本乾宁军,幽州芦台军之地。晋陷契丹,周平三关,置永安县,属沧州。太平兴国七年置军,改县曰乾宁隶焉。大观二年,升为州”。北宋认为清州乾宁军与河北相关州军“皆要害之地,可以控制敌寇而不使得深入”。可知清州临近中原与契丹的交战之地,大致范围相当于今天的河北沧州青县。“侍御”在中唐以后是一种加官宪衔和使职官,双冀父亲双哲的本官和职事官是清州守,这说明双冀出身于官宦人家。当时的双冀,刚科举及第任职幕府没多久,且父亲正在州县任上,故我们推测此时双冀的年龄应在而立前后,最迟不应晚于不惑之年。据此推算,双冀大致生于后唐(923-936年),年龄应与同为后周臣子的赵匡胤(927年生)和后来服务的高丽光宗王昭(925年生)相差不大。

综上,我们可以还原出双冀的成长轨迹:生于后唐,出身于官宦人家,进士及第后,在后周邓州寄人篱下,担任武胜军幕府小职。由于此地相对安稳,双冀平时难以施展才华,升迁之路遥遥无期,且幕主屡次更换,多为贪鄙武人,双冀人身安全也难以得到保障。所以,苦闷的他在等待一个另走他乡展翅高飞的时机。这个时机,在显德三年终于到来,但促成这个时机的,不是后周,而是高丽。

二、双冀出使高丽与高丽人才政策

在后三国混战中,王氏高丽统一朝鲜半岛。但自立国始,高丽就面临着国外强大的契丹威胁和国内复杂的豪族压力。于是,从太祖王建到光宗王昭,高丽与五代中原政权保持着紧密联系,“王氏三世,终五代常来朝贡,其立也必请命中国,中国常优答之”。在惠宗、定宗的宫廷政变中杀出血路的光宗,即位之时就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形势,得知郭威建立后周后,马上将自己的光德二年改为后周广顺元年,奉周之正朔。952年,光宗派遣广评侍郎徐逢赴周献方物,后周遣卫尉卿王演、将作少监吕继赟赴高丽,册封光宗为“特进检校太保、使持节玄菟州都督、充大义军使兼御史大夫、高丽国王”。柴荣即位后,光宗又遣大相王融献方物,遣广评侍郎荀质贺即位。次年(956年,显德三年),柴荣派遣将作监薛文遇赴高丽,在郭威所册名号基础上加封光宗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光宗令百官衣冠遵从华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双冀作为薛文遇使团中的一员来到高丽。

双冀如何被选入薛文遇使团?无论是他努力争取还是经高层举荐,都离不开他的文学才华和应对能力。因六朝以来,交邻、事大之文均尚骈俪,自唐代开创“东亚世界”后,使臣间的周旋应对已离不开诗文比拼,更何况对于高丽这个久慕唐风、崇文尊华的国家,后周肯定选择辞章优异、能言善辩之士方不辱使命。当时陆路交通已被契丹阻隔,双冀跟随薛文遇使团应是经登莱渡海抵达高丽。

据前引《高丽史》记载,双冀抵达松京(今开城)后,因病滞留高丽,未能随团回国。病愈,“引对称旨”。光宗召见双冀,应是询问治国理政之策,双冀的回答让光宗很满意。显然,双冀不仅有文章之艺,还有经世之才,所以光宗上表周世宗,让双冀作为自己的“僚属”。后周批准后,光宗任用双冀,很快提拔他为元甫、翰林学士,不到一年又“授以文柄”。双冀成为光宗的政策顾问和政治心腹,起草文书命令,又“留授礼宾省使,诏为贡院主人”。据北宋出使高丽的使臣徐兢记载,“礼宾省在乾德殿前之侧,所以掌四邻之宾客……翰林院在乾德殿之西,所以处词学之臣”。即此知,礼宾省使相当于唐宋的客省使,为外交部门的长官。可知双冀进入了高丽中枢,成为负责高丽外交和政令撰写的股肱之臣。自唐玄宗开始,翰林学士对中央政治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因为密迩中枢,常伴君王,所以掌管四方进奏和中外表疏批答,可左右君王意志和朝廷决策,号为“内相”和天子私人,成为宰相的储备人才。

双冀渡海任职高丽,反映了当时大陆文士赴海外求官的特点和五代东亚的基本局势。五代十国纷争,中原、江南政权反复更迭,从契丹、渤海到南汉、大理,天下皆是割据,对当时文士来说,高丽与其他割据政权相差无几,反因远离战乱而更为清静。且高丽建国伊始,为抵抗契丹威胁,巩固新生政权,积极吸纳各国人才,优待有加。契丹耶律阿保机率军攻灭渤海国,高丽主动接纳包括渤海王世子在内的大量渤海国遗民和官员。为分化和瓦解契丹与后百济的联盟,纾解南北夹击的压力,高丽也积极笼络吸纳后百济的人才,降将陆续来投,甚至竟使曾经的强敌甄萱内附,并甘愿灭掉亲手创立的后百济。即使是两属契丹和高丽的女真部落,高丽也想方设法吸纳之。可以说,高丽对周边异民族移民的吸纳和同化,不仅充实了人口和人才,还拓展了疆土,尤其是北方领土,使高丽产生了“海东天子当今帝”的自信观念。对于中原和江南,高丽更是开出优渥的人才待遇条件。

于是,借海洋交通和贸易往来之机,江浙闽越各地人才,尤其是福建的文士和商人,争相赴海,涌至高丽,成为数量庞大的“归化人”或“投化人”,深深融进高丽社会,不少成为高丽政局的中坚,这在宋代仍未断绝。其中,温州人周伫即是一个代表,他在穆宗八年(1005年)“随商舶来,学士蔡忠顺知其有才,密奏留之。初授礼宾省注簿,不数月除拾遗,遂掌制诰”,后任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工文翰,交聘辞命,多出其手,恩遇无比”。

周伫能在高丽飞黄腾达,一则有赖于其文翰之才对高丽内政外交发挥的作用,二则有赖于著名大臣蔡忠顺的推荐。作为策立显宗并扈从避难契丹的功臣,蔡忠顺进入高丽权力中央,历任内史侍郎平章事、门下侍郎平章事、西京留守、太子少师。但如此重臣,《高丽史》对其家世记载却只有四个字,“史失世系”。所以,蔡忠顺很可能是移民的后代。夷考史料,我们发现高丽前期的一段墓碑铭文,墓主蔡仁范与蔡忠顺应有着莫大的关联。

碑铭虽有残缺漫漶,却透露出一些宝贵信息。蔡仁范“是大宋江南泉州人也”,“随本州岛持礼使”出海,在光宗八年(957年)觐见高丽光宗,被光宗挽留,“拜为礼宾省郎中”。后“以博通经史,富有文章”,“加之廉谨,笃以温良”,历任光宗、景宗、成宗、穆宗四朝要职,“累朝咸推”,“拜为尚书礼部侍郎”,于辽圣宗“统和十六年”(998年,宋真宗咸平元年,高丽穆宗元年)去世,“享年六十有五”。蔡仁范有个儿子为“相国”,“嗣子持衡,勋高致主”,“官为内史侍郎同内史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

根据以上信息,我们可以断定:蔡仁范生于934年(后唐),他的儿子就是蔡忠顺,因为稽考高丽史料,只有蔡忠顺担任过中央宰辅和“监修国史”的要职。

值得注意的是,蔡仁范的经历与双冀竟然出奇地相似。

第一,两者都生于后唐,都跟随使团渡海至高丽。

第二,两者到达高丽的时间极近。光宗在位26年间,后周、宋朝向高丽遣使的时间大多数在下半年,双哲也在光宗十年冬天来到高丽。所以,双冀很可能在光宗七年秋冬两季出使高丽,加上漫长旅途和在高丽养病的时间,他很可能和蔡仁范一样在光宗八年春天见到了光宗。

第三,两者政治履历相似,都因“文章”之才而被光宗留用,一开始都任职于礼宾省,后成为中央重臣。

第四,两者初授官职实为一职。双冀为“礼宾省使”,蔡仁范为“礼宾省郎中”,虽表述不同,但“使”“郎中”皆是官署的实际长官。

第五,根据朝鲜王朝的回忆,双冀与蔡仁范都是福建人。朝鲜世宗最后一年(1450年),郑麟趾、成三问、申叔舟等与明朝使臣倪谦、司马恂有一番关于语音和科举的对话。

郑麟趾曰:“小邦远在海外,欲质正音,无师可学。本国之音,初学于双冀学士,冀亦福建州人也。”使臣曰:“福建之音,正与此国同,良以此也。”

朝鲜大臣认为本国之音学于福建人双冀,故有福建调。五代和宋代迁居高丽的中国移民中,福建人确实是一大主力。《宋史》记:“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密试其所能,诱以禄仕,或强留之终身。朝廷使至,有陈牒来诉者,则取以归。”陈弱水分析,中晚唐五代时期福建士人阶层开始兴起,北宋福建路考中的进士为全国之冠,可见福建人才之盛。

我们不能轻易断定双冀和蔡仁范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但存在两种可能:

第一,双冀和蔡仁范是同一人,双冀到高丽后为更好地融入高丽社会,易名改姓为蔡仁范,或被后人追改为蔡仁范,故意消除后代子孙的华裔身份;

第二,双冀和蔡仁范不是同一人,但应是同批出使高丽的华人,乃礼宾省的同事关系。

很显然,第一种可能性极大。因为我们很难想象竟然会有两个年龄相仿、籍贯相同、同年跟随使团来到高丽见到光宗、同时在一个部门出任长官、有同样政治履历的人。而且,《高丽史》中没有任何关于蔡仁范的记载,《高丽史》写完高丽将双冀之父双哲接到高丽后,仅用“此后史逸”四字便结束了双冀一生,这对两位重臣来说异常蹊跷,而对于有着同样人生轨迹的周伫,《高丽史》则不吝笔墨。从双冀的“此后史逸”到蔡仁范之子蔡忠顺的“史失世系”,高丽王朝或撰写《高丽史》的朝鲜王朝似乎在故意隐讳着什么,尤其是针对那些在某个激变时代中深刻影响高丽政局的外来移民。我们可以假设一种接近真相的可能:著名大臣蔡忠顺是双冀之子,为了淡化、掩盖自己的外来出身,避免双冀政敌的攻击和光宗残酷政治的牵涉,他利用自己身为宰辅和“监修国史”的权力刻意删改了关于乃父双冀的文献资料,以至于到了近四百年后的朝鲜王朝初期撰写《高丽史》时,关于双冀的材料已所剩无几。

三、双冀创立科举与光宗振兴王权

不到一年,双冀从一介幕府文吏飞升为翰林学士,为高丽撰写中央文书、提供政策咨询,成为君王的股肱心腹,积极谋划改革。光宗九年(958年),双冀到达高丽的第三年,他建议设科取士,正式创立科举制。光宗命他主持科举,以诗、赋、颂、时务策取进士、明经、卜业等共七人。放榜日,光宗亲自驾临威凤楼,以示隆重。

双冀创立的科举基本模仿唐制,虽设科众多,渐分进士科、明经科、杂科等,其中杂科包括医业、卜业、明书业、明法业、明算业、僧科等,但仍以进士科为尊。进士科又称制述科,主要考察诗赋和辞章能力,为高丽选拔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多数进入朝廷中枢担当大任。光宗九年、十一年、十二年,双冀主持了三次科举考试(“知贡举”),选拔了崔暹、晋兢、崔光范、徐熙、王举等进士。光宗十五年(964年),赵翌主持科举考试,选拔了进士金策。此后从光宗十七年(966年)到成宗十三年(994年),基本上一直由王融主持科举考试,仅在光宗时代就选拔了崔居业、杨演、柳邦宪、白思柔、韩兰卿等进士。这些进士多成为高丽名臣,不少也像双冀、王融一样知贡举,在成宗时代主持科举考试,选拔出姜邯赞、崔沆等人。如成宗十年(991年),翰林学士白思柔知贡举;成宗十二年,翰林学士崔暹知贡举;成宗十三年,白思柔知贡举;成宗十五年,崔暹为都考试官(知贡举);成宗十六年,礼部侍郎柳邦宪知贡举。穆宗时,柳邦宪、崔沆、蔡忠顺等知贡举。显宗时,姜邯赞、周伫、崔冲等知贡举。“知贡举”这一角色有多大能量?高丽晚期自恭愍王到恭让王时代,李齐贤、李仁复、李穑、郑梦周、郑道传、权近、成石璘、赵浚、偰长寿等先后知贡举,皆是丽末鲜初的宰辅。由此观之,光宗确立的科举制为高丽的政治、文化建设培养了一批中坚骨干,尤其是进士及第人才在成宗时代成长为新兴的中央重臣。

对光宗来说,双冀推行的以进士科为中心的科举考试对巩固王权意义非凡,这与光宗所面临的政治环境紧密相关,同时也与其他改革举措互为一体,不可分割。

自肇建高丽始,面对盘根错节的功臣豪族,太祖王建多用怀柔政策,安抚、厚待各地豪族势力,他有29位妻妾便是与众多豪族广泛通婚联姻的结果。但王建死后,各地豪族争相拥立自家女子所生王子继位,引发惠宗、定宗时期的多次政变。身为第四代国王的光宗,其母亦是太祖所娶的豪族之女,他是在豪族争权和王位更迭的漩涡中登上王位的,深知在豪族环伺的现实处境中,必须采取一系列渐进式的政治策略,削弱功臣贵族的势力。继位后,光宗先是采取稳健政策,内外出击:在国内,他树立垂拱而治、修德好学的明君形象,避免直接触动豪族利益,同时为稳住和控制功臣豪族,光宗命令朴守卿等大臣考定建国以来的功臣,分四等赏赐;在国外,他主动向后周郭威朝贡,请求后周册封,借助中原政权争取王权合法性,扩大王权声势。随着王权逐步获得政治上的安全,光宗开始改变稳健政策,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对功臣贵族发起全面挑战。双冀的到来为光宗的全面改革增加了动力。

第一,在双冀到来的光宗七年,光宗实行“奴婢按检法”。其实质是重新认定豪族非法掳夺的奴婢身份,予以解放,转为良人。其结果是致使“奴背主者甚众,陵上之风大行,人皆嗟怨”。成宗朝名臣崔承老批评道:“逮至光宗,始令按验奴脾,辨其是非。于是功臣等莫不嗟怨而无谏者,大穆王后切谏不听,贱隶得志,凌轹尊贵,竞构虚伪,谋陷本主者,不可胜纪。光宗自作祸胎,不克遏绝,至于末年,枉杀甚多,失德大矣。”其实,这些批评恰恰反映了“奴婢按检法”既打击了豪族势力,又争取了底层人民对王权的支持。

第二,在双冀的帮助下,光宗实行科举制,将更多优秀人才吸收到以光宗为中心的统治集团。因为科举考试表面上是一种人才选拔考试,其实是一种权力分配体系和利益分配机制。双冀创立科举制,其实是将中央人事权紧握在光宗和中央手中,改变过去以贵族为中心的人才选拔体制,促进地方寒族势力进入中央与豪族势力展开抗争,并从政治上稀释、分化、控制功臣豪族势力。在光宗时代,不少科举登第者如崔暹、崔亮等是新罗系的六头品官僚,成为强化光宗王权的重要力量。其实六头品官僚自新罗时代就承担了近侍文翰职责,这也是他们胜出的重要原因。双冀模仿唐制推行的注重诗赋的进士科,成就了支持王权的新兴势力,且进士科“门生座主之礼甚重”,易结成座主门生的同盟关系,推动新兴势力对抗旧势力。陈寅恪曾指出,唐代贡举中,科举进士科是新兴阶级的新学,武则天借进士科提拔了支持皇权的新兴势力,使座主、门生及同门结成新兴政治联盟,打击了旧有的关陇贵族。双冀推行的科举制也为光宗的王权伸张和政治调整起到了同样效果。

第三,强化与后周之间的政治互动、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为国内改革壮大外交声援、经济基础和政治支持。光宗九年,后周派遣尚书水部员外郎韩彦卿、尚辇奉御金彦英赍帛数千匹赴高丽购铜。光宗十年,高丽频繁遣使后周:春季派佐丞王兢、佐尹皇甫魏光赴后周贡献名马、衣袄和弓剑;秋季遣使向后周进献《别序孝经》《越王孝经新义》《皇灵孝经》《孝经雌雄图》,后周遣左骁卫大将军戴交来高丽,不排除有结盟共同抵抗契丹的可能;冬季,高丽遣使赴后周献铜五万斤、紫白水精各二千颗。加强与宋金的外交和贸易,成为高丽重要的对外策略,获利又自保。

第四,为整顿官僚制度和政治秩序,树立王权威严,光宗十一年(960年)定百官公服,“元尹以上紫衫,中坛卿以上丹衫,都航卿以上绯衫,小主簿以上绿衫”,并改开京(今开城)为“皇都”,西京(今平壤)为“西都”,而“皇都”之称意味着光宗采用了皇帝之号。此举实受中原时局变化的影响。光宗十年,后周世宗柴荣在连胜契丹的征途中染病,很快去世,七岁幼子柴宗训登基。按照五代的政治因循,无论中原还是周边,虽难测中原政治走势,但都会嗅到即将大变的政治气息。不久,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宋朝。这一连串事件也使光宗产生了强烈的不安全感。因后周册封是光宗王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现在后周灭亡,而宋朝这个新兴政权是敌是友尚未明了。所以,光宗改两京也是为了增加王权威严和安抚两京力,但经过观察,光宗最终确认了赵匡胤的友好态度,便向宋朝贡,奉宋朝正朔。

由此观之,光宗为振兴王权,同时采取多种内外举措。双冀身为中枢重臣,不可能只主持了科举改革,也应参与了其他改革,如奴婢、公服、两京等,但科举考试在诸多振兴王权的改革中处于枢纽地位,因为科举不仅争取到支持王权和推进各项改革的人才,使王权和新兴势力结成联盟对抗功臣贵族,还通过掌控人事权限制和分化了功臣豪族势力,这与其他改革举措的目的是一致的,因为改革的实质是权力格局的重整和利益的再分配。双冀是“投化汉人”等外来人才的代表,据学者考证,王融很可能来自吴越国,所以双冀、王融及其选拔的高丽进士共同形成支持光宗的新兴势力集团,必然与功臣贵族产生各种矛盾。当时光宗“厚待投化汉人,择取臣僚第宅及女与之”,引起高丽大臣徐弼的不满:“今投化唐人,择官而仕,择屋而处,世臣故家,反多失所。”光宗在实行各项改革后逐渐积蓄了政治能量,开始诛杀功臣宿将和豪族门阀,不少重臣被贬,宗族不保,“囹圄常溢,别置假狱,无罪而被戮者相继”。

光宗利用威权对功臣贵族开刀,如开国功臣朴守卿,几个儿子被诬陷下狱后,被活活气死,当初太祖娶其女为妃争取他的支持,光宗即位时曾倚重他稳固王权。成宗即位后,大臣崔承老在《时务策》中评价高丽几代国王治国得失,痛批光宗重用双冀和各项改革导致“南北庸人竞愿依投,不论其有智有才,皆接以殊恩殊礼。所以后生争进,旧德渐衰”,“奸凶竞进,谗毁大兴,君子无所容,小人得其志”,“旧臣宿将,相次诛夷,骨肉亲姻,亦皆翦灭”,“历世勋臣宿将,皆未免诛锄而尽”。崔承老的上书,虽充满道德叙事的指责,但深刻反映出新旧势力之间的各种斗争和光宗肃清功臣贵族的实态。如他所谓的“文士”“庸人”“后生”“奸凶”“小人”及“后生谗贼”,其实多是指以双冀为代表的外来人才和由科举而进的新贵。这真切地反映了在科举制创立和王权振兴的过程中,光宗联合新进文臣官僚打击功臣贵族的激烈斗争。换言之,高丽前期的新兴势力是由华人和科举及第人才联合组成,两者因科举关系更加紧密地团结在王权周围。双冀、王融、周伫、蔡忠顺都主持过科举考试,不少国王也“亲试”进士,巩固了新兴势力的联盟。科举制为高丽引入了官僚制,使大量优秀人才成为王权的代理人和改革的生力军,有利于打破贵族制的笼罩,确立中央集权体制,巩固王权。

值得注意的是,光宗以科举考试为突破日实行全方位的改革,既借鉴了唐代治国理政的经验,如光宗常读《贞观政要》,重视进士科,也借鉴了五代尤其是后周的改革方案。一方面,双冀身为后周文吏,对后周的改革方案自然熟悉,他对光宗改革提出的各项建议,不可能摆脱后周改革经验的影响。另一方面,高丽和后周在军事、政治、贸易、文化等方面多有共鸣和互动。周世宗柴荣即位后,采取多种改革措施,其中包括恢复科举考试以选拔人才,确立中央集权体制,编纂《大周刑统》,建立君王亲卫军等。柴荣巩固君权、富国强兵、连胜契丹的改革震动东亚,“威武之声震慑夷夏”,必然引起光宗关注,而双冀是帮助他模仿和呼应后周改革的理想人选。

四、双冀创立高丽科举与朝鲜半岛的“小中华”思想

双冀于光宗九年创立科举,《高丽史》称其“自后屡典贡举,奖劝后学,文风始兴”。然稽考现存史料,除了双冀于光宗十二年(961年)第三次“知贡举”外,再无任何关于他的信息传世。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史料的沉默却能清晰地表明政治的无常。除了前文推测人为删改史料之外,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光宗时代险象环生的政治生态中,双冀作为国王青睐倚重的外来新贵,充当变法改革的骨干,肯定会遭受来自本土旧势力的攻击,徐弼和崔承老批评的背后实则反映出新旧势力之间的明争暗斗。在此情势下,不排除双冀会出现四种结果:登高跌重,急流勇退,英年旱逝,改名易姓。虽然双冀信息寥寥,却留给后人许多爱恨交织的想象和议论。

《高丽史》认为,正是双冀推行科举,才使朝鲜半岛“文风始兴”,“累世子孙凭借而维持之,东方文物之盛,拟诸中华”。此处“文风”当是以中华文化为中心的文化体系,包含文学、文化、人才、制度等。高丽后期的重臣金坵热情洋溢地表彰双冀创立的科举对高丽人才兴盛的丰功伟绩,认为正是科举的完备,才使高丽博得“小中华”的美称。同样,高丽末年的名臣李穑高度评价双冀创立科举对于朝鲜半岛政治、文化的重要意义,将双冀、王融二人与箕子相提并论,认为科举对“一国政理之气像,益著而不可掩矣”,使“愚夫愚妇皆歆科举之为美”,正是由于双冀、王融的开山之功。这实则从长时段的历史视野中将双冀东来的文化意义与箕子东来等量齐观。因此,虽然双冀创立科举在当时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光宗的王权振兴,但对高丽的政治制度、文学兴盛、儒学发展、人才培养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科举制改变了朝鲜半岛的权力分配体系,引进了官僚制,提升了儒学地位,催生了新兴的儒学士大夫阶层,为“小中华”思想的形成奠定了体制根基。高丽之前的新罗,实行森严的“骨品制”世袭等级制度,有时以射箭或花郎取人,至8世纪晚期,新罗元圣王才模仿唐朝科举中的明经科实行“读书出身科”(“读书三品制”)的取士制度,但贵族仍然把持着人才选拔大权。光宗借双冀引入科举制,培植新兴势力,推进政治改革,其实是将官僚制引入贵族制社会,打破了贵族对人才选拔的垄断,促成光宗时代学士政治的成立。经过景宗、成宗、穆宗、显宗、德宗的发展及与宋元科举的交流,高丽的科举制度日益完备,形成了以乡试、会试、殿试为次序的“科举三层法”,建立了国子监和地方学校。科举制引发新的权力分配体系,在土地关系上与田柴科制度紧密结合,最终在成宗时代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官僚贵族体制:以三省六部和中枢院为首的中央组织,以京畿、五道、两界为中心的地方组织,以中央二军六卫、地方州县君为框架的军事组织。高丽通过科举考试和学校向地方各州派遣代理人,尤其是十二州牧的设置,加强了地方治理和社会控制,强化了郡县制。科举制使高丽进入以王权为中心、依靠忠诚的文臣官吏治理国家的文治主义社会,完成了“由骨品制向官僚制转换,这在韩国历史上是一次具有巨大意义的变化”。

因科举制的吸引力,地方私学也在“海东孔子”崔冲的倡导下开始兴起。他设立九斋学堂,形成了“私学十二徒”的兴盛局面,进一步促进了科举文化的发展。所以,高丽科举在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维持政治和社会安定、强化文治主义、强化郡县制、促进士大夫阶层产生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政治效力和社会功能。朝鲜前期,金宗瑞在《高丽史节要》中称赞高丽前期“立郊社,定章程,兴学校,设科举,置中书总机务,而体统有所系,遣廉使察州县,而贪污不敢肆。府卫之制得寓兵于农之法,田柴之科有仕者世禄之意,刑政举而品式备,中外宁谧,民物殷阜,太平之治可谓盛矣”。细考之,科举制实为这一系列体制改革的枢纽和连接点。

科举制催生了士大夫阶层,“虽名卿大夫,未必不由科目进”,这对高丽儒学和政治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科举制“为高丽王朝走向文官政治、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铺平了道路”,“促进了儒家思想的国家化”。可以说,双冀引入科举制为高丽政治和社会播下了一颗“种子”,这颗“种子”最终成长为新兴儒学士大夫阶层。高丽中期名儒崔冲、李齐贤、安珦皆曾知贡举,高丽末年的儒臣接受朱子学后,在恭愍王改革时期又进一步完善并主导了科举制度,成为时代主力。当时李穑建议,出将入相者,必须是科举出身者。新兴儒学士大夫最终与武将联合,推翻高丽王朝,建立了彻底儒教化和官僚制的朝鲜王朝。科举制实为高丽探索中央集权官僚制提供了人才准备和制度铺垫,成为朝鲜王朝权力的重要来源。因此,高丽之于朝鲜,正如后周之于赵宋,李成茂曾指出:“后周的中央集权化政策对此后的宋朝集权官僚体制的确立有重大影响,同样,高丽的中央集权化政策对朝鲜朝的中央集权两班官僚体制的确立也有极大的关系。”朝鲜世祖即位不久,名臣梁诚之上疏,建议将“在前朝始设科举,以振文风”的双冀与崔冲、李齐贤、郑梦周、权近一起配享文庙。

其次,科举制促成了高丽儒教体制的确立,促进了高丽人才的兴盛和文学的繁荣,缓解了来自契丹的军事和外交压力,巩固了与宋朝之间的联盟关系,为“小中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文化根基。科举制直接服务于光宗的政治制度改革,“如果说光宗的功绩在于通过政治制度改革建立了儒教体制,那么到了成宗一代,则是在此基础上儒教思想的显著发展”。科举推动了人才的兴盛,早在新罗时期,被封为“文昌公”和“东国文学之祖”的崔致远(孤云)就考中了唐代的宾贡科进士。新罗末年的崔彦撝在唐朝及第,其子崔光胤在五代后晋及第后在契丹、吴越国、高丽都曾任职,其孙崔沆则在成宗时期考中甲科第一。康兆弑穆宗后,崔沆与蔡忠顺定策迎立显宗,辽圣宗以此为借口亲征,后萧排押又发军入侵,而同是科举甲科第一的姜邯赞则屡挫辽军,取得“龟州大捷”。在双冀第二次“知贡举”时,徐熙进士及第,后为高丽外交做出巨大贡献。他曾出使宋朝,恢复中断了十多年的国交,建立宋丽联盟,“容仪中度,宋太祖嘉之,授检校兵部尚书”;在契丹与高丽的第一次战争中,说服契丹主将萧逊宁退兵并退还鸭绿江以东旧地,巩固了高丽国防。双冀创立的科举制因注重诗赋,使统治阶级和社会大众形成唱和之风,推动高丽文学繁荣,培养了如朴寅亮、金富轼、郑知常、李仁老、李奎报、崔滋、金坵等一大批杰出文士,尤其是在“高丽中叶以后,事两宋、辽、金、蒙古强国,屡以文词见称,得纾国患”,有助于高丽应对当时复杂的东亚外交形势。

随着宋丽联盟关系的深化,注重诗赋创作的高丽科举培养出越来越多精通诗文的人才,有些成为赴宋外交的著名使臣,如文宗时期的朴寅亮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在朴寅亮生活的时代,高丽使臣与宋人酬唱之时所表现出的汉文修养令宋人惊叹,以至于宋朝基于两国共抗辽金的需要和两国同文崇儒的共鸣,为高丽使臣建立“小中华馆”,编成《小华集》,使“小中华”成为高丽的代名词。而且,科举考试推动高丽一代代人对儒学文化和中国典籍的崇尚和传承,激发出高丽使臣和商人购买宋朝书籍的热情,以致引起苏轼的忧虑,上疏建议禁止高丽人购买书册。由此可见,双冀创立科举促成高丽文士之兴、文学之美、文献之盛和文化之昌,强化了“慕华”“尊华”心理,为朝鲜半岛的“小中华”思想奠定了文化根基。

五、朝鲜王朝对双冀的批评与“小中华”思想的异质性

北宋宣和年间,徐兢出使高丽,称赞高丽这一“海隅侯伯之邦”因受宋朝影响,“文物之美,侔于上国”,但对双冀创立的高丽科举颇有微词:“至王亲试官之,乃用诗、赋、论三题,而不策问时政,此其可嗤也。自外又有制科、宏辞之目,虽文具而不常置。大抵以声律为尚,而于经学未甚工。视其文章,仿佛唐之余弊云。”其实,双冀创立的科举在高丽国内也引发了很多批评,后世有人把双冀定位为浮华的罪人和始作俑者,认为正是双冀创立的注重诗赋的科举,才导致后世文风浮华,应为武臣之乱、高丽衰亡甚至朝鲜科举之弊负责。高丽大臣李齐贤在总结光宗一生时,主要说到光宗与双冀的关系,认为双冀并非贤臣:

光宗之用双冀,可谓立贤无方乎?冀果贤也,岂不能纳君于善,不使至于信谗滥刑耶?若其设科取士,有以见光宗之雅,有用文化俗之意,而冀亦将顺以成其美,不可谓无补也。惟其倡以浮华之文,后世不胜其弊云。

李齐贤的时代,是高丽融入元朝统治的时代。他历经忠宣王、忠肃王、忠惠王、忠穆王、恭愍王五朝,在高丽享有崇高威望。李齐贤在高丽多次科举改革中都提出过改革建议,所以他对双冀的批评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他的这段评语确定了朝鲜时代批评双冀及高丽科举的基调,但后世对双冀的批评多基于不同的时代问题,表面上是在批评双冀,其实是在批评当时以科举制度为中心的国家体制,提出不少具体的科举改革主张,以求改革时弊。毕竟,朝鲜科举大体继承了高丽科举,柳馨远指出:“本朝科目,大抵仍高丽之制。”他虽未直接批评双冀,却专门说到双冀开创的词科:“词科、武科,作俑于隋炀、武后。此只如燕山荒淫,变乱贡案,至今不能改耳,无他意义也。”这反映出柳馨远在17世纪朝鲜经历“倭乱”和“胡乱”后再造家国、改革体制的诉求。

明清之际的沈光世,认为双冀创立的科举流弊后世,使“小中华”徒有“虚华”。朝鲜后期的实学家李瀷,说双冀创立的科举囚困人才,使士人争学温庭筠,消磨智能,“汉氏始作俑,丽风遂转讹”。李圭景则直接说双冀是朝鲜文风浮薄的始作俑者:“愚以为东方躁竞之风,未尝不自双冀作俑也。”肃宗时的尹愭多次批评朝鲜科举的歪风邪气,彻底否定双冀创立科举的意义:“双冀设科创我东,赋诗颂策试才公。莫道文风从此盛,后来流弊转无穷……双冀创行科举规,又名监试德宗时。弊俗至今那可救,儒生奔竞考官私。”因为尹愭非常了解朝鲜科举的弊病,曾上疏国王,痛斥朝鲜科举各科皆已大坏,士风日下。18世纪的朴泰汉认为,双冀东来虽“稍变夷荒芜没之风而渐启儒士文明之运”,但“有愧于箕子之教则多矣”。一项制度创设之初是当时人事和局势使然,若随着时间推移而不加调整,必然弊端丛生,朝鲜对双冀创立的科举的批评,实源于对当时所行科举制的弊端及久不改革的不满与批评。

朝鲜从英正时代迈入势道政治时代之际,政治日益封闭。思想家和改革家丁若镛认为,文章风气已经大坏,其原因之一在于双冀创立的科举,“诚异端之最,而世道之巨忧也”。他提到“双冀立科举法,在显德五年戊午,至嘉庆二十二年丁丑,为八百五十年”,朝鲜科举并未学到科举精髓,“顾学焉而未详,效焉而未精”,并举出朝鲜科举与明清科举的十大区别,导致“人才不作,国脉以伤”。

丁若镛希望在关键的周年节点上,以科举改革为契机,达到全面振作朝鲜人才活力和国家气象的目的,他的《牧民心书》和《经世遗表》便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19世纪晚期,朝鲜王朝内有党争祸乱,外有日欧侵扰,国家危机四伏,大臣批评双冀所创科举乃朱子所谓“文妖经贼,而作俑于杨广、武曌者也”,“盖欲学朱子之学,而不徒为双冀者流也”。大韩帝国时期信奉退溪学派的韩儒仍认为科举造成圣贤之道不明不行,“皆双冀为之祟也”。

还有另一种声音,认为朝鲜能成为“小中华”,是崔冲而非双冀造成的。如崔溥认为,光宗虽委任双冀,但其“文辞病于浮藻,不足为后学模范”,而崔冲历仕显、德、靖、文四朝,乃当时十二徒之首,开创东方学校之盛,“中国称为诗书之国,以至于今者,何莫非冲之赐也”。俞汉隽也大力推崇崔冲:“自双冀而骛华,于文宪而敦实。”

在众声喧哗中,也有客观评价双冀的声音。18世纪末的李种徽一改李齐贤以来的论调,反驳光宗重用双冀才导致“旧人斥退,朝廷以荒”的观点,他认为,光宗本人多疑,只好“引异国之人而举国听之”,光宗朝的政治生态乃“王实为之,又何责于一文华之双冀哉”?而“双冀之进,光宗之盛德也”。

朝鲜王朝对双冀创立科举的批判越激烈,恰恰说明双冀创立科举对朝鲜王朝和“小中华”思想的基础性作用越重大。为什么批评?

第一,双冀创立的科举已经融入朝鲜科举中,朝鲜科举基本延续了高丽科举。

第二,诸多批评表面上针对双冀创立的科举,其实是针对现实中的体制问题,通过议论古人来表达对现实的改革诉求,所以批评双冀者多为朝鲜后期欲改革现实制度的实学家们。

第三,双冀帮助光宗振兴王权的活动,对朝鲜士林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因为朝鲜士林的理想是弱化限制王权,而双冀创立的科举是充满王权意志的。

第四,朝鲜王朝已全面接受了朱子学,科举制也参照宋元明制进行了改革,而双冀创立的科举重诗赋自然已经不符合朝鲜的性理学主张。

第五,随着朝鲜儒学的发展和对清朝的鄙视,朝鲜士林对本国人才越来越自信,开始日益推崇本国贤者对朝鲜文化的功劳(如对薛聪、崔致远、崔冲等人的推崇,直至建立本国五贤的儒学道统),有意忽视外来人的贡献。

不容忽视的是,朝鲜科举与明清科举相比,仍有重大差异,隐含了“小中华”思想有别于明清中国的异质性。这便是朝鲜科举对身份体系的绝对维护,严格强调嫡庶之分,如对乡吏、庶孽、贱民、罪人后裔的绝对歧视,规定考试之前实行严格的出身鉴定和政治审查,如应考时需提供户籍证明和保单,写明四祖(父、祖、曾祖、外祖)。朝鲜太宗时期,司谏院上疏:“我朝科举之法,非徒试才,亦以辨族属也。”世宗时期,司谏院又上疏:“设科举,所以取人才;明嫡庶,所以正名分,一或失宜,选用不精,而名分紊矣。”世祖时期,大臣上疏:“自古用人之际,不专以才,而必先考其家世门地。”中宗时期,司宪府强调:“科举,国家重事,必考四祖录名许赴者,所以辨别族类,以清仕路也。”这种情况在朝鲜后期才有所松动。在此情势下,科举及第者基本是两班,良人只占极少数。朝鲜社会“虽说是标榜科举第一主义、考试主义的官僚制社会,但底子里却是有严格身份制的制约伴随着的”。由此观之,在朝鲜两班主导的特殊体制下,科举资格、土地关系、身份制度、奴婢制度、政治地位等紧密联结,不可分割,这是中国任何一个王朝所没有的。

六、结语

唐朝虽亡,但以三省六部制、翰林学士制、科举制为代表的唐制,被五代东亚继承或引进,经过宋朝完善后又被周边各国借鉴。五代宋初是除日本之外的东亚大陆全面实行科举制的时代,标志着唐宋体制在东亚的确立,同时也反映出源自中国的唐宋变革波及周边,扩至东亚。东亚大陆实行科举制与藩镇豪族问题紧密相连,因五代十国开国君主皆是藩镇节度使,后三国和高丽是功臣豪族混战的产物,辽朝内部也充满着各种世家大族。辽太宗获得燕云十六州后在汉地实行科举制,辽圣宗则为稳固中央统治和压制功臣贵族,全面实行科举制,改变统治架构,实现中国北疆社会由羁縻而治向中央集权统治的转型。这与后周世宗、高丽光宗的做法类似。西夏后期也设科取士,建立国学和翰林学士院,甚至尊孔子为“文宣帝”。北宋屡次使辽的富弼上书仁宗,对契丹、西夏使用汉人和汉法忧心忡忡。

各政权已经意识到,在列国并存、华夷交融的大争之世,只有集聚人才,改革原有制度,建立中央集权体制,方可对内稳固秩序,对外开疆拓土。而科举制便是改革体制和巩固王权的关键枢纽。于是,契丹、西夏、朝鲜半岛、越南皆实行科举制,形成“东亚教育圈”“东亚科举世界”或“科举文化圈”。日本在目睹唐末混乱后,以菅原道真为代表的主政者停止派遣唐使,科举制在日本昙花一现。日本相对松散的权力结构对科举制缺乏积极诉求,造成后世日本在政治体制、儒学观念、“小中华”思想等方面与明清中国、朝鲜、琉球、越南之间的各种差异。由于没有科举制,儒学很难在日本占据牢固的思想统治地位,社会上的知识分子也有更自由的思考空间,在后来的维新改革上也不会像清朝和朝鲜有那么大的阻力。所以,科举制深刻地影响了东亚不同国家在近代面对西方的回应和卷入世界的命运。

五代的契丹、藩镇豪族是中原和高丽面临的共同问题,贵族政治虽近黄昏,但仍夕照强烈。东亚需要建立新的国家体系,既要继承唐代制度,又要克服唐代的缺陷。虽然自宋代儒学复兴后,五代的历史地位愈发低落,在史家笔下“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但唐代制度正是经过五代变革才演变为宋代的规模。王赓武指出,五代帝王本身都是掌权节度使,他们创造出新的权力中心,把其他藩镇的文、武成员吸收进来,由官僚和文人(如判官、书记和推官)点缀其间,且文官因在控制藩镇方面充当更重要的角色而受皇帝垂青,为新型皇权和强大的中央政府做出了贡献。

在此情势下,双冀的个人命运深刻反映出五代宋初东亚的时代问题。他前半生在中原默默无闻,后半生在高丽声名显赫,归因于他创立科举与光宗振兴王权的一拍即合。豪族是高丽建国以来的固有问题,创立科举成为光宗对抗豪族、强化王权的重要举措。光宗、景宗、成宗的科举改革,多服务于王权强化政策。作为王权调整和控制权力布局的重要手段,科举是建立儒学、官僚政治和中央集权制的关键和枢纽。光宗改革中,双冀是新兴政治势力的代表,是改革派和慕华派,正是双冀创立科举制,才使高丽的慕华意识有了体制性的根源,才为后世“小中华”思想奠定了制度性和文化性根基。因为科举系统地传播了儒学思想、培养了儒臣势力,士大夫阶层和儒学正是借着科举而兴起,王权也是借着科举而破除贵族制的笼罩。

高丽晚期政治结构中的新旧之争、儒佛之争、元明之争、华夷之争是融合在一起的,但新进儒臣掌控了科举,使新旧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即高丽晚期的政权性质和权力构造已发生变化,于是贵族制的高丽王朝最终转变为两班官僚制的朝鲜王朝。两个王朝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延续而非断裂,因为从制度体系到政治主力,朝鲜王朝皆是从高丽王朝内部萌生出来的。不少学者注意到朝鲜王朝对高丽王朝的革新,而没有注意到继承关系,其实高丽王朝在内政、外交上的战略已经深深嵌入朝鲜王朝的统治手法中。双冀创立科举后,科举改革贯穿整部高丽史,这使高丽形成了一套柔性体制,在北方强敌压境时仍能自保。在高丽晚期,科举培植的新兴儒学士大夫如李穑、郑梦周、李崇仁、朴尚衷等已成为改革的主力,积极参与了恭愍王的科举改革,意在削弱亲元势力和权门世族。但当改革遭遇瓶颈或阻挠而难以进行时,推翻整个王朝的革命自然就成为时代大势。朝鲜王朝“汤武革命”的道德话语背后是新生王权的合法性焦虑和新旧势力的斗争。换言之,“小中华”思想已在高丽王朝萌生,而播下种子、奠定根基的,正是双冀创立的科举。所以,科举制的实施是朝鲜半岛划时代的事件,双冀可谓高丽再造家国的功臣,他创立的科举一定程度上成为朝鲜王朝权力的重要起源,也为朝鲜半岛的“小中华”思想奠定了根基。

因为“小中华”思想的实质不仅是思想意识上的慕华,更主要的是在统治体制上的靠近。唐代白村江之战后,“慕唐风”成为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共同取向。但由本土贵族主导的新罗,仍延续着骨品制社会。直到五代以双冀为代表的移民传入科举制,高丽才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完成体制上的靠近,真正对宋朝产生制度和文化上的慕华,完善了自身的官僚制度。主持科举的双冀、周伫都曾任职礼宾省,反映出科举、外交相互配合争夺人才。高丽形成一套吸纳周边人才尤其是华人的政策,通过各种手段统合多元人才,使高丽赢得“海东天下”“海东天子”“小中华”等称号。科举还提升了儒学思想在高丽的地位,催生了儒学士大夫阶层。这个新兴阶层最终成为高丽王朝的掘墓人,将“小中华”由理想变为现实,建立彻底儒学化和全面慕华的新兴政权—朝鲜王朝,后世仍依靠双冀传来的科举制继续塑造朝鲜王朝。所以,以双冀为代表的唐宋之际大陆移民传来的科举制,奠定了“小中华”思想的根基,朝鲜王朝则是“小中华”思想的实体化。

从移民史、制度史的角度看,历史上有三波中国移民对朝鲜半岛产生过重大影响:

第一次,即公元前11世纪的商周之际,箕子代表的移民;

第二次,即公元前2~1世纪的秦汉之际,以燕人卫满、汉四郡形成的移民;

第三次,即公元10世纪唐宋之际,双冀代表的移民。在这三波移民中,五代双冀代表的移民对于朝鲜半岛的文化发展、制度建设发挥了更为实质的作用,其影响力延续后世,未曾中断。

我们应如何看待后世对双冀的历史书写?一方面,《高丽史》是朝鲜初期所编,朝鲜初期大臣又受到李穑等高丽末期儒臣的影响,因为李穑是丽末鲜初诸多儒臣的老师和领袖,所以《高丽史》对双冀基本持肯定态度。另一方面,后世对双冀的评价表面上针对双冀和高丽科举,但其实皆有明确的现实指向,反映了批评者面临的时代问题。崔承老《时务策》是对光宗改革的批评和矫正,其实也是在努力调和君臣之间的矛盾,缓解新旧势力的争斗,整备统治体制,为下一步的改革提供依据。他希望建立中央集权的贵族政治,“宜法中华,以革卑陋”,成宗采纳了他的建议,进一步完善了高丽的中央集权制和儒学。同样,李齐贤、李穑对双冀的一贬一褒,突出反映了两者所面临的不同的时代问题。李穑时代的高丽,需要在元明之间进行抉择,推进华化改革,所以他赞美双冀的功劳,这是丽末鲜初儒学士大夫的基本态度。而到了“小中华”成为事实的朝鲜时代,儒学已确立稳固的独尊地位,政府和士林对前朝体制充满苛责,以强烈的儒学正统主义批判诗赋。朝鲜后期以丁若镛为代表的实学家们主张全面改革,更借助高丽科举批判和改革朝鲜体制。

必须看到,光宗对王权伸张的诉求是高丽科举制得以确立的主要动力,也是“小中华”思想在根基深处蕴含的政治逻辑,因为科举进士和翰林学士的崛起都是对君权的加固和对相权的侵蚀。随着五代十国打击藩镇豪族和宋代全面实行科举制、官僚制,贵族政治荡然无存,地方活力被中央剥夺,再也难以对抗中央。经蒙元冲击和明清君主专制,君权取得绝对权威,且因唐宋时期破除了身份限制,各地优秀人才通过科举入仕而成为皇权的代理人,再无任何地方势力可以抗衡中央君权。阎步克认为,随着君主专制的日益强化,士大夫官僚政治是中国政治演进的最终定局,而科举制度是其主要支柱,在科举时代,士人“须主动投考辐辏朝廷,以冀在国家考试中获得士大夫身份”。不仕意味着与政府的不合作,朱元璋刑戮“寰中士夫不为君用”者便是明证。而反观朝鲜半岛,各地的名门世族和地方精英自新罗时代到朝鲜时代有着长期的连续性,通过实践儒家理论不断巩固了身份地位。朝鲜王朝的科举制是把土地制、身份制与科举制捆绑在一起,形成儒学两班官僚贵族。且朝鲜身份制等级森严,科举考试对于身份有着严格的要求,不对全民开放意味着王权难掌全局。如此,两班贵族的利益和权力始终能得到保障,不仅使朝鲜王权始终面临地方贵族和士林阶层的威胁,也导致朝鲜士大夫与明清时期中国士大夫的政治气象各有不同,这就是科举制对权力结构的塑造而导致的“小中华”与“大中华”的区别所在。因此,若从科举角度透视朝鲜、日本、越南、琉球等东亚各国的政治生态和“小中华”思想,其实性质有异。

科举制乃中央集权制王朝的命脉,关系到权力分配和社会稳定。唐代黄巢、清代洪秀全皆是屡试不第的书生,被排除在权力体系之外,领导起义军加速王朝灭亡。同样,高丽的武臣之乱、朝鲜的洪景来之乱,很大程度上也是由科举造成的畸形政治生态所致。尤其是洪景来之乱,起因于19世纪安东金氏的势道政治对平安道的科举歧视政策,并引发壬戌农民起义和东学党起义,导致清朝和日本的介入。日本于1894年推翻闵氏政权,废止朝鲜长达937年的科举,1910年吞并朝鲜。清朝则于1905年废止长达1300年左右的科举,1912年灭亡。要之,科举实乃隋唐以来东亚王权体制的关键,科举、王权在“大中华”和“小中华”古今“相揖别”的交错中紧密缠绕。

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鲁东大学东北亚研究院研究人员;原文载《史学月刊》2019年第11期,注释从略。文章转载自“史学月刊”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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